前段時間爲了做英語課前展示的PPT，查找了很多蘇聯作家葉甫蓋尼·扎米亞京反烏托邦小說《我們》的相關資料。但PPT畢竟內容量有限，加之不擅洋文，很多內容沒有展示，很多感想沒有抒發。今天希望補作一文，以彌補這一遺憾。

《我們》成書於1912年，1924年其英文版首次在紐約出版。1929年其（從捷克語重譯的）俄文版在蘇聯國外出版後，蘇聯當局發動了針對作者的言論攻擊。扎米亞京後上書斯大林，終於在1931年獲准出國，6年後他在巴黎去世。直至1988年，蘇聯解體前夕，該書才獲准在蘇聯出版。

《我們》是「反烏托邦三部曲」的第一部。另外兩部爲《美麗的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一九八四》的作者喬治·奧威爾承認《我們》激發了他創作《一九八四》。文學評論家歐文·豪認爲《我們》是「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之一」。

極權主義是《我們》探討的主要內容之一。在書中，整個「大一統國」的建築皆是玻璃製成，以便警察監視人們；人們嚴格按照統一的作息時間生活，每個人沒有名字，只有統一的編號。每一個「我」都是毫無意義的，惟獨成爲「我們」，成爲機器上的螺絲釘，絕對服從於集體，「我」纔有必要存在。

在書中，實現這樣社會的途徑便是理性。擁有靈魂即爲精神疾病；主人公D-503最終被強迫通過手術奪去了情感，他也告發了自己的情人I-330和她參與的企圖推翻國家的「墨菲」組織。書中以第一人稱敘述，D-503作爲一個數學家，言語中充滿了數學的表述：把自己心中難以想通的情感用「根號-1」來比喻；把妒忌說成幸福這個分數的分母；把愛情和死亡比作函數L=f(D)……僅僅從這些表達與措辭，不難想見，作者希望表達的「大一統國」所推崇的那種，每個人都像一個確定的數字，嚴格遵循數學法則的價值觀念和社會體制，那種連喘氣也要規劃在內的令讀者窒息的極權主義。

在傳達對極權主義的批判的時候，作者借「我」之口說出的多數卻是對這樣體制的信服與自豪。例如，「我」寫道，「《作息條約》把我們每個人都活生生變成了一部偉大敘事詩的六輪鋼鐵英雄」（「六輪鋼鐵英雄」指「古代」按時刻出發的火車）。就連在「我」的情人I-330認爲「就像沒有最大的數字一樣，不存在最後的革命」時，「我」依然表達了懷疑和不解。在書的最後，「我」經過了手術，更是直接抒發道：「我相信我們必勝，因爲理性必勝。」這樣的寫法，一方面可能是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卻讓人讀後，越深思越覺得可怖，更加突出了這樣的極權主義對人的心靈的改造和洗腦，敲響了敏銳的人能聽到的沉沉的警鐘。

《我們》最偉大，且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地方，是作者驚人的預見能力。在成書的1921年，蘇維埃政權剛剛建立，斯大林尚未上臺，極權主義在蘇聯仍不明顯。作者卻以超越時代的本能的洞察力，把極權主義對人性與社會的巨大作用寫到了極致。而歷史也恰恰照着他的構想發展了：從斯大林時代的「大清洗」，到後斯大林時代的「克格勃」、「祕密警察」。另外，本書在科技上的預言也同樣驚人，如書中提到「大一統國」建造的火箭「一體號」，而蘇聯在1921年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誰會想到30多年後這個國家首次把人類送到太空？

對於今天，《我們》還沒有失去它的價值。作爲一個不願與集體、主流總是保持一致，而渴望用自己的聲音表達，用自己的姿態迎接勝利或接受失敗的個體，當下的我們的每個人都可以從《我們》中找到埋藏在數學幽默下的巨大的（反叛的）精神力量；作爲共產主義在地球上最顯眼的一面赤旗，我們，作爲一個國家，是否也應當反思書中所諷刺的有沒有被重蹈覆轍，或者有此種傾向？是否，我們鋪天蓋地的「夢想」背後，和書中的「Hail to Benefactor」（「造福主」萬歲）的響亮回聲所映射的，是相似乃至相同的東西？

記得我在英語課上講完內容後，英語老師笑着點評，有一句是「這種書現在還不要讀，會讓你產生懷疑……當然這本書是很好的。」大概，我的認識確實淺顯，仍然缺少對社會的真切體驗，沒有抵達成熟全面的視角。但是，也許不太合適地借用魯迅的話說，我不願做在「鐵屋子」裏沉睡的人。

而我卻又希望早就沒有什麼鐵屋子了。我們皆可安然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