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過去了。剛剛看完了《鼠疫》，加謬極富盛名的的作品。

高中的時候看過這書的許多評論，卻遲遲未讀，只是對在他處看到的結尾頗爲印象深刻：

翻閱醫書便可知道，鼠疫桿菌不會滅絕，也永遠不會消亡，這種桿菌能在傢俱和內衣被褥中休眠幾十年，在房間、地窖、箱子、手帕或廢紙裏耐心等待，也許會等到那麼一天，鼠疫再次喚醒鼠羣，將其派往大作倖福的城市裏死去，給人帶去災難和教訓。

「幾十年後」發生的這一切，讓我知道「災難和教訓」來了——把老鼠換成同樣面目猙獰的蝙蝠，在鼠年的春節，另一場瘟疫，在這篇文章所用的語言所通行的大地上，粉墨登場。

我也知道翻開《鼠疫》的時候來了。

苦難

病痛給肉體帶來的苦難似乎總是脫胎於同一個模板。開始的頭痛虛弱，慢慢發展起來的高燒不退，日夜不寧，幻覺，蒼白的發乾的嘴脣，從人胸腔之中硬生生擠出青煙一樣長長而虛弱的呻吟。病痛的主要症狀有了差異：就鼠疫而言是腹股溝、脖頸、腋下腫大的淋巴結，就肺炎而言是不靠高壓氧氣就難以維持的呼吸。病痛進攻着身體的機能，給人以痛苦，是的，所有的病痛都是這樣。不管它用什麼樣的形式進行攻擊，不管它聲勢囂張地試圖耍什麼花樣，我們都能清楚明白地知道，在主要症狀的差異之下，病痛的狠毒嘴臉是一模一樣的，它們奮鬥的目標出奇地一致。那是什麼？在它們步步緊逼之下，原本已經融化成煉獄的感官的天地逐漸黯淡，所有的一切，在「地下深層什麼東西的不斷召喚之下」，隨着閘門的砰然跳躍，化作無聲無色的虛空。氣息的停止，雙眼的失神——死亡，在這千篇一律、舉世通用的句號之中，我們看清病痛這苦難費勁口舌想要表達的單調又可怖的意圖。

病痛在人們聚居的地方遊蕩。人們有燈紅酒綠的城市生活，咖啡廳、電影院，車水馬龍的街道，鱗次櫛比的大樓，人們有光鮮亮麗的事業，有生意，有合同，人們有愛情的溫潤自如的懷抱。人們聚居在一起，似乎就是爲了讓上述這些讓人快意自足的一切有機會不斷髮生，卻總是不願記起，這也讓病痛遊蕩得更加隨心所欲。在一個令人遺憾的日子，它會悄悄扯下它長久以來保持的低調面具，走入你我馬虎大意的生活，撕碎我們粗製濫造的時間表，統治我們縱情聲色的城市。更加寬闊的街道陷入了更加空蕩的落寞，更加高聳的大樓把恐懼抬升得更加接近虛無的夜幕。我們常常得意洋洋、輕佻不屑的聚落，被當頭重重一擊，傻得出神，說不出話，沉默的當口，只有救護車在黑夜之中劃過死寂的可怕長嘯。生產多彩生活的工廠停下，不再排放令人自豪的象徵工業文明的溫室氣體，只能乖乖把天空的位置空缺出來，留給城郊偏僻處巨大煙囪的濃濃陰森黑煙。火車、飛機、汽船，失望地關閉了它們的引擎，無法理解爲何病毒侵吞會我們的出行計劃和目的地，侵吞我們的都市。

病痛不會寵幸每個人。封城，那些在苦痛之河岸邊徘徊趑趄的人們就受了落水者的連坐。疑神疑鬼，不安得出奇，身體稍有不適就覺得自己也被感染。不顧一切，當聽說有藥物能預防能抑制能緩解什麼症狀，就去加入搶購一空的人羣。神情恍惚，不願去談論日益嚴重的疫情和上升的數字，又總是控制不住談論的怪癖。哪裏也不能去，漫長的時間給了他們更多的機會深感焦慮，暴露於一種無法抑制的流放和囚禁感。「城外的那個人今天還好嗎」——這在小說中足以長久地折磨一個癡情者，賦予朗貝爾爲妻子逃出城外的衝動。幾十年後，人們在研製緩解思念這一苦痛的替代藥物上取得長足進步，像素點陣往往能讓焦灼不再錐心。但最終，我們明白，我們其實只是變得更加容易滿足，而在重重圍城之中，根除不掉、頑固不屈的，是回憶和想象力的雙重摺磨，是被褫奪自由、強加禁錮的哀痛。

不管是奧蘭還是武漢。

愚昧

面對苦難，人們卻往往是愚昧的。或許愚昧是一種恆常不變的東西，無論人種怎麼進化，社會怎麼發展，科技怎麼進步，愚昧都根植在大衆的基因之中，隨時等待苦難和它的諸多盟友前來引發。這一節我懶於大發議論，只想摘錄幾段書內的文字，以饗讀者。

公衆輿論，那可是神聖的；切勿恐慌，千萬不可恐慌。

無論怎樣，都不應描繪得一團漆黑，況且，病症的傳染性還未得到證實，因爲那些患者的親人還很健康。

白紙小布告，匆匆張貼在城裏最不顯眼的角落，從內容上很難看出當局正視這種形勢。採取的措施也並不嚴厲，似乎特別遷就那種渴望——不要引起輿論的憂慮。

我們的同胞，論罪過也並不比別人大，只不過他們忘記了應當謙虛，還以爲自己無所不能，這就意味着災難不可能不發生。

最可恨的惡行就是愚昧無知的行爲［……］沒有真知灼見、明察秋毫，也就談不上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愛。

抗爭

顯然這是一本關於抗爭的小說。加謬之所以是一個鼓舞人心的作家，就在於他是一個鼓舞人抗爭的作家。

裏厄，我們的主人公。他是那個在鼠疫爆發之前，在會議上一再強調要儘快採取措施的。他是那個在鼠疫如日中天的時候，每天20小時工作給不計其數的病人進行一再重複的救治的。他是那個在政府力量疲軟之時，組織參與志願者隊伍，進行卓有成效的抗爭的。

裏厄是那個直面苦難的人。這是他的職業使然：他無數次面對病人痛苦的痙攣，無數次聆聽被病痛折磨至臨終前淒厲的「不要」，無數只蒼白的手死死攥住他的衣角，只因爲他是他們在虎口唯一的希望。如果那個鼓吹「集體懲罰」的神父有同樣的經歷，裏厄如是說，「他就會和我的想法一樣，想要闡明鼠疫的優點之前，先會去照顧深受苦難的人」。另一方面，他恰恰是那個人道主義者，不吝同情、普度衆生是刻在他骨子裏的信條。苦難的慘狀不能不打動他敏感的同情的心，不能不教他學會反抗，不能不使他堅定地拯救。他說他「在同現實世界進行鬥爭，自認爲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他說「接連的失敗」「不成其爲停止鬥爭的理由」；他說「人不相信上帝，不仰望上帝沉默的天空，而是竭盡全力同死亡做鬥爭，這樣也許對上帝更好些」。說到底，他愛他們。

裏厄的言行和他的朋友塔魯相互映證，後者曾說「我只想說，大地上還有災難和受害者，一定得儘可能拒絕，不要跟災難同流合污」。在抗擊疫情的志願隊伍中，塔魯也是日夜劬勞的中堅力量。而塔魯反抗的又不止是眼前的鼠疫，他深惡痛嫉的還有另一種形式的鼠疫——死刑。在死刑的鼠疫中，人不僅被褫奪了生命，還被褫奪了臨終前的社會地位，遭人唾棄地死去，一如《局外人》結尾那「行刑那天圍觀的民衆都向我發出憎恨的吼聲」。死刑犯何嘗不是受害者呢——法槌敲響後胸口血淋淋的大洞，與鼠疫肆虐而致的腹股溝致命的流膿，在消滅人的生命、使人淪爲受害者這一點上又有什麼區別呢。就在塔魯對裏厄的長長獨白剛剛結束的時候，城門又響起了殺死逃離者的槍聲，一個原本健全的人於是要和鼠疫的罹難者被一起埋葬。忘記了社會強加在生命上的罪惡指控，不關注花言巧語、只凝視生命這晶體本身，爲所有受害者感到膽戰心驚、日夜難安，這就是塔魯的人道主義精神，正直，純粹，令人歎服。

裏厄和塔魯，以及書中其他人物的抗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這抗爭是他們自主自願的選擇，是他們面對的苦難現狀與他們內在的人道主義精神化合作用的產物。他們的抗爭或許不是百發百中的——「其實，他唯一的任務，就是向偶然性提供機會，須知這種偶然性惰性十足，只有受到激發才肯動一動」——但無論他們受到瘟神怎麼樣的負隅頑抗，無論他們是多麼清楚自己生還的希望只有「三分之一」，他們卻始終信念堅定地奔赴和出擊，直至鼠疫消退。與這種自主自願相對照的，是受官僚機器指使的、木偶式的、被動的抗爭，譬如書中提及的讓犯人來進行救助工作的想法，或者乾脆是在鼠疫初期省裏的官僚機器疲於應付疫情的真實狀況——「我們若是袖手旁觀，他們那樣幹準完蛋，也連累我們一起玩完。」容論者插言，如果說上世紀四十年代奧蘭城內的官僚機器如此於事無補的話，它至少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在民間自主自願的抗爭進行起來、深受鼠疫困擾的人們覺醒起來高呼自救口號的時候，在書中，官方的力量至少沒有因爲各種各樣的荒誕理由對其進行阻撓。

我們不應該忘記裏厄和塔魯另一形式的抗爭：記錄。塔魯的筆記在書內會被成段地引用，而本書行近尾聲之時，我們忽然被提醒裏厄大夫就是本書的作者。通讀全書，行文立場力求客觀公正的原則被良好地貫徹，我們也能非常清楚地看到裏厄是怎麼始終與苦難的受害者站在一起，確認着「他們唯一共同肯定的事，即愛、痛苦和流放」。是啊，人們總是會忘記曾經經歷過的苦痛。一切結束之後，人們重又開始了從前的生活，前文提及的一切：燈紅酒綠、車水馬龍、光鮮亮麗、溫潤自如，又張燈結綵地每日上映了，人們把這段記憶扔在城市的一個無關痛癢的角落，搭建一座冰冷的雕像權當紀念。這就是爲什麼裏厄的記錄變得無比重要——

於是，裏厄大夫決定撰寫到此結束的這部紀事，以免躋身沉默者的行列，旨在出庭作證，爲鼠疫的受害者說話，至少給後世留下他們受到不公正和粗暴待遇的這段記憶，也旨在扼要談一談在這場災難中學到什麼，即人身上值得讚美的長處多於可鄙視的弱點。

然而他也明白，這部紀事不可能是最後勝利的紀事。本書僅僅見證了在危險關頭，人們不得已做了些什麼，同時也表明，今後再遇到類似情況，還應該做些什麼：所有當不成聖賢，又不甘心橫遭災禍的人，當然要將個人的傷痛置之度外，努力當好醫生，抗擊瘟神及其武器樂此不疲製造的恐怖。

裏厄傾聽着從市裏飛揚起來的歡樂喧聲，確實念念不忘這種歡樂始終受到威脅。因爲他了解着歡樂的人羣並不知曉的事實：翻閱醫書便可知道，鼠疫桿菌不會滅絕，也永遠不會消亡，這種桿菌能在傢俱和內衣被褥中休眠幾十年，在房間、地窖、箱子、手帕或廢紙裏耐心等待，也許會等到那麼一天，鼠疫再次喚醒鼠羣，將其派往大作倖福的城市裏死去，給人帶去災難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