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王小波的《2010》是中國版的《一九八四》。兩本書都描繪了一個建立在嚴密的等級制度之上的凋敝社會，普通人的自由和權利都受到極大的壓縮，主人公都在用性愛作爲反抗極權的手段。但《一九八四》的筆調更黑暗，無處不在的思想警察和電幕渲染出一個令人壓抑到喘不過氣的氛圍；而《2010》中無處不在的王小波式的黑色幽默，加上對改革開放前期中國社會現象的細緻入微的刻畫，讓這本書更像是一出對中式官僚主義鞭辟入裏的諷刺劇，也就更能激起中國讀者的共鳴。

數盲

數盲症是這部小說最引人注意的一個概念。什麼是數盲？字面上說，就是不會數數的人。不會數數，也就對科學沒有任何理解力，在技術上自然也是完全的白癡。可偏偏，「患這種病的人都是做技術工作的」。而且，數盲「總能得到很好的待遇」。「數盲者不能按行閱讀，只能聽彙報；不能辨向，只能乘專車；除了當領導還能當什麼？」一句話點出，其實數盲這個稱呼就是在諷刺中國官場中的領導們：「領導上只管大方向，不問具體工作，所以也不負一點責任」；做報告的時候永遠是成套的冗長的官場套話，完全不經過思維，「就如坐在馬桶上放鬆了括約肌，思維根本來不及」。在技術上白癡也就罷了，卻還要身居高位、尸位素餐，對着底下真正能做點實事的非數盲（技術人員）指手畫腳、頤指氣使。

生活中，數盲也是毫無情趣的一羣人。官場上的套話連篇侵蝕了他們的思維，讓他們沒了人性，變成了一羣呆頭呆腦的機器。「得數盲的人不亂搞，假如組織上不安排，連自己老婆也不搞。」就連做愛的時候，也要「一邊幹，一邊還要說些『不會休息就不會工作』之類的中外格言」。如果數盲寫小說，「只有數盲才能寫出毫無危險的小說——那種小說誰都不看，故而無危險」（見下）；如果數盲寫詩，則是「上星期有位數盲詩人在廣播裏朗誦詩篇，從早九點到晚八點，連題目都沒念完」。「衆所周知，數盲沒有幽默感。」

凋敝

數盲當道的結果是什麼事情也辦不成，留下整個社會百業凋敝。

這一點從書中描述的各路人才的歸宿可以一窺。沒有真正勝任技術崗位的人才，原本有能力的人，要麼像那位留學生，想一步「跨入二十一世紀」，一事無成後才意識到「他的高技術路線不符合國情」，最終成了數盲，當上部長，行屍走肉，成日說一些「以前的事你要正確對待呀」的屁話；要麼出走國外，「大家出去了就不回來，簡直無一例外」；要麼像小徐一樣，雖然是四十一個人裏唯一不是半路出家的工程師，但也完全不受賞識，發揮不了拳腳，只是在我們開會討論偏微分方程的時候竊笑，最後的結局竟然是因陷入爭執，被保安殘忍打死。

更不要說我們的主角王二的故事了。和留學生因爲技術問題發生爭執，卻被劃成了右派，發配到鹽鹼地幹苦力；設計柴油機，卻既不能查看國外的資料，也拿不到足夠好的燃料；因爲號召了一次party被處以鞭刑，最後死去。王二的理想是開個畫廊、做個藝術家，他也不缺天才的靈氣，卻在這樣的世道下操着一份自己不喜歡也不擅長的職業，消耗了自己的寶貴時間，鬱鬱而終。

假如我哥哥的一生被「文革」毀掉了的話，我的一生就被數盲症毀掉了。他現在是個數學教授，不是數學家。我現在是工程師，不是藝術家。假如時局有利的話，我們是可以做成後一種人的。這些事情使我很煩悶。這些事當然是從反面講的，從正面講，就根本沒有煩悶這回事。

社會的凋敝不僅體現在科技領域，在藝術領域同樣如此：

我們改行後，原來的位子就被數盲同志們接替了。所以現在簡直沒有可以看得進去的小說、念得上嘴的詩歌、看得入眼的畫；沒有一段音樂不走調，假如它原來有調的話。

整個社會的凋敝也有一個集中的外化表現，那就是小說中多次描寫的糟糕的環境污染問題：

我爬起來，從側屋裏推出摩托車，從山上駛下來，駛到一片黑煙和噪聲裏去。這種聲音和黑煙是從過往車輛上安着的柴油機上噴出來的，黑煙散發着一種燃燒衛生球的氣味，而噪聲和你的腦子發生共振。這種情形可惜以往那些描寫地獄的詩人——比方說但丁——沒有見過，所以他們的詩顯得想象力不夠。

這一方面是技術上的保守落後、故步自封的一個惡果：

所有街上跑的、家裏安的柴油機，只要是黑煙滾滾，吼聲如雷，就是我設計的，假如既不吵，也不黑，那就是進口的，而且售價達到了天文數字，具體數字是多少是國家機密，我們不該知道，而知道這些數字的人，又根本不知是多少。

另一方面，也源於數盲們貪圖短期利益，進口垃圾來掙外匯：

這是因爲上個世紀生產的全部鉛酸電池都到了中國，不僅不要錢，還倒給些錢。同時到達的還有大量化工廢料。數盲認爲這很好，因爲能掙外匯；而我們認爲媽的逼非常不好，會把大家都害死（除了數盲，因爲他們不接觸這些東西）。數盲聽了這樣的彙報，就笑嘻嘻地說：有污染不怕，慢慢治理嘛。我操你媽，要是能治理，人家會大老遠給你送來嗎？

「危險」

數盲不創造價值，卻享受着非數盲無法企及的待遇。環境清幽的大院，比非數盲的飲水還要甜的洗澡水，各種山珍海味，進口物資，相貌漂亮的女祕書以至於夫人……這種物質上的特權是通過數盲們對「危險性」的隨意裁決得到的。通過將一部分東西劃爲「危險品」，非數盲就不能獲得它們，它們也就成了數盲們的特供品。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小說中無數諷刺的對比：鋼刀是危險品，但鐵刀不是危險品；進口的汽油是危險品，但劣質的柴油不是危險品；丙烷氣打火機是危險品，但打一百下才能打着的煤油打火機不是危險品；又薄又軟、容易使用的condom是危險品，但再生橡膠制的國產的「穿甲彈」不是危險品。甚至，洗澡舒服的深層地下水是危險的；讓人吃了還想喫的魚子醬也是危險的；而這些，「在數盲那裏就沒有危險，他們好喫的東西多極了，犯不着爲它打架」。

王二總結：

根據以上事實，我認爲汽油和鋼的危險性並不表現在它可以傷人。主要的問題是它們對數盲有用。凡對他們有用之物，則危險。

王二也調侃道：

有關「危險」這件事，我現在是這麼看的：假如有什麼東西對他們有用處的話，數盲就說：這有危險！說了以後，它果真就有了危險——誰敢來拿就會挨頓揍——當然，這種危險是對我們而言。

王二後來又補充了定義：

當然，危險的定義還要拓寬一些。除了對他們有用的東西，對他們危險的東西也在內。

因此藝術是危險的，因爲藝術可塑造人的靈魂；小說——禁書，包括《一九八四》——是危險的；外國來的信息是危險的，因爲可能「夾帶了反動或下流的信息」；真正有魅力的女人是危險的，比如「我前妻，其實對他們毫無用處，但是我們和她們在一起時什麼都敢幹，所以對他們有危險」；真正懂技術的人是危險的，比如小徐，「假如不吸收他入夥，就會把什麼都揭穿」。

在小說的結尾，王二這樣寫道：

我還要說，數盲把一切有危險的東西都拿走了，也就拿去了活下去的理由。等到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有最大的危險性——這是對他們而言。這就是說，幹什麼事都要有個限度——物極必反。

這不免讓我想起《美麗的新世界》中原始人說的一句：

But I don't want comfort. I want God, I want poetry, I want real danger, I want freedom, I want goodness. I want sin.

「我想要真正的危險。」爲什麼？因爲危險代表着「活下去的理由」，代表着人性。

反抗

因爲烏托邦是反人性的，所以對人性的渴求就是對烏托邦的反抗。

沒有什麼事情能比性愛更加體現人性了。

這裏說的性愛不單純指做愛這一行爲，因爲那也包括了數盲們的「拿肚皮拱人」。這裏說的性愛是基於人性的愛的性愛。這一點在《一九八四》中體現出，在《2010》也同樣。

先看王二和前妻之間的故事。王二因爲和留學生的技術爭執，被數盲劃成了右傾機會主義頭子，發配鹽鹼地。王二何罪之有？前妻以管教的身份，押送王二去鹽鹼地，可暗中愛着他。在有外人的時候，她表現得無比兇狠，她自己解釋說是「不這樣數盲們會覺得她立場不穩而換別人」；但進了小木棚，她立刻變了臉色，說道「現在，和我做愛」。這無疑是他們之間關係的極好隱喻。以看押犯人的名號，王二和前妻有機會在偏僻的鹽鹼地同居、相處，嘴上相稱是」管教「、」王犯「，但這只是爲了在組織上過得去；實際上，每晚王二和她「睡在老地方，和她並着頭，哪兒冷焐哪兒」。以愛和性，王二和前妻消解了砸鹼這一懲罰的苦痛，通過在小木棚內構建起屬於他們二人支配的溫暖的自由世界，將他們實質上與外面的那個荒謬的、冷酷的、沒有人性的烏托邦隔離開來。

從鹽鹼地出來後，他們結婚，又很快地離婚：

我前妻是學工的，三十歲時被調到市政府當祕書，就和我離婚，成了市長夫人。她告訴我說，她很愛我；但是她非嫁給市長不可，因爲我是個混蛋。

雖然王二後來說這是件「命中註定」的事情，並藉口說「和她乾的感覺還沒有和老左好，所以我也想離婚」，但看到故事的結尾，我們知道王二和前妻一直是互相深愛着的，否則王二怎會因爲眼見前妻受到鞭刑而心痛死去？看着自己心愛的女人不得不與自己分離、而嫁作一個數盲的人妻，不能不說是一件極端荒謬的事情，而產生的苦痛的量級想來是並不輕微的，然而整部小說王二對此都輕描淡寫。化解這種荒謬、這種苦痛的方式，是被他們稱爲「傍肩」的婚外情。這種關係，在小說中是以一種社會常態出現的，而以前妻和王二的關係爲一個具體的藍本。

作爲傍肩，前妻仍會常常和王二做愛。這讓王二成了「綠帽子的發送者」，讓數盲市長成了「綠帽子的接受者」。以動物最原始的方式，王二實現了一個男人對數盲市長的復仇。甚至，作爲傍肩，前妻能利用自己市長夫人的地位，幫助王二獲得一些難以得到的利益，例如汽油，例如打人後的被釋放，例如出國的機會。這又是王二和前妻借用兩人之間最最原始、最最純粹的感情，對整個體制的一種侵蝕和反抗。

傍肩這個羣體以相似的邏輯存在着，而這個社會於是有了四種人：非數盲、數盲、傍肩、保安。數盲指揮非數盲，也用保安控制着非數盲；傍肩則是非數盲給數盲發送綠帽子，並幫助非數盲在體制內牟利的中間人：

在聊天的時候，有人說假如沒有保安就好了。世界上只剩下了三種人：我們、數盲、傍肩，生活會愉快得多——我們幹我們的工作，數盲發他們的昏，傍肩居間調和。這種建議當然是居心叵測——沒有保安，我們會把數盲都喫下去，連骨頭渣都不剩。如果把傍肩們劃掉，那就不成個世界。如果世界上沒有數盲，我們就會和保安爆發戰爭——要知道他們恨的就是我們。這場戰爭勝負難以預料，我們狡猾，會製造各種武器，保安人多，他們在村裏有大量的預備隊。就算我們獲勝，中國人口也是百不存一。算來算去，只有我們可以劃去。勾去我們，頂多中國倒回中世紀。那時的技術水平可以養活三億人——這也不可怕，餓死一些就是了。

就連王二的死也是處於對前妻無法自拔的愛——換言之，王二在反抗中死去了。

但王二的性愛對象不止前妻，還包括老左，以及曖昧過的紅毛衣和藍毛衣。反抗的印記在他與她們之間的關係中都可以找到，這裏不再一一分析。而總的來說，這種對性的開放態度本身，也在反抗體制那死板的對於所有「下流」信息的抵制和封禁，是以實踐的縱慾主義反抗體制那道貌岸然的禁慾主義。這在一般意義上固然是一種私德的瑕疵，然而這種「sin」和《一九八四》（還有《我們》）中一樣，都是以突出人性、反抗烏托邦所設置的條條框框爲根本目的的。

我把幽默視爲王二的第二種反抗武器，儘管它也與性愛緊密相關。貫穿全書的黑色幽默描寫讓我忍俊不禁的同時，這樣的敘述本身也是對荒謬世界的有力消解，許多看似無理取鬧的論述其實恰恰揭露了這個烏托邦最不堪的一面。當然這是王小波作品的一大特色。王二寫道：

不管數盲怎樣看我，我覺得自己仍是個藝術家。作爲藝術家必須要有幽默感，而幽默感有兩個傳統來源：宗教（在我們這裏是數盲）和性器官。這是因爲在中世紀，只有宗教和性在影響人的思維。由此產生了一些笑話，比方說，領工資時，拿到了那些微不足道的錢，就閉上眼睛說：我要是數盲多好。但是這個笑話一點都不逗，因爲數盲不領工資，人家是供給制——換言之，共產主義對他們早就實現了。還有一個笑話說，我得了數盲症以後，每天都要洗澡，還要抽十支萬寶路。這個笑話比較短，因爲數盲不知道每天洗澡，要到你安排了才洗，抽菸也根本沒數。

結局

王二的反抗也註定失敗，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懷着目睹所愛之人受罰產生的巨大痛苦死去，要比像Winston那樣被洗去了所有的感情再死去要好得多。這似乎也揭示着一點：這個數盲構成的官僚體制並沒有改寫人類情感的能力。它可以奴役所有人，可以欺騙所有人，可以禁止所有它認爲危險的事物，但它不能讓王二變成數盲，也不能讓王二停止愛他的前妻。從某種意義上說，王二的滿懷愛意的死標誌着他的反抗成功了，特別是如果我們考慮到Winston曾經在友愛部有過的那個念頭：在子彈射出後的瞬間恢復他對Julia的愛。

我們看不出這個烏托邦的終點在哪裏。有人說，幸好真正的2010要遠遠比小說中所描繪的那樣美好得多。是，但也不是。數盲還是那些數盲，或許在許多地方少了些，但在另一些地方仍然密度高得可怕。時至今日，數盲們行事的邏輯和他們篤信的教條，也從來沒有被真正推翻。或許在這片大地上，數盲就像鼠疫桿菌一般，「不會滅絕，也永遠不會消亡」，「也許會等到那麼一天，鼠疫再次喚醒鼠羣，將其派往大作倖福的城市裏死去，給人帶去災難和教訓。」（加謬《鼠疫》）這是這篇小說，和所有的反烏托邦小說一樣，真正想要說出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