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小姐她是完全不能同意我的許多立場的。爲此，我們常常需要進行激烈的爭論。在爭論的最後，她總是會氣呼呼地說，你這麼想，是毫無道理、甚至沒有道德的；她並且會威脅我，說如果我再這麼認爲下去，她將不能想象她還會和我繼續在一起。

這句話往往出現在爭論的最後。因爲這句話會迫使我思考，我究竟在爲了什麼而辯護，我所相信的那些東西是否值得讓我失去鍾小姐這樣一個方便的身體和這樣一個我已經熟絡了的靈魂。到了這個時候，我會懷疑我的信念是否有任何的意義，如果它們只給我的生活造成了許多破壞、給我的感情造成了許多痛苦的話。是不是人應該選擇自己所相信的東西，按照自己的生存境遇——尤其是身邊的那些自己所依賴的人的精神需求。

比如，鍾小姐很厭惡我談論空難。她同意我說空難是一件不幸的事情，這沒有錯；但是整日討論空難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情，而且會給自己帶來無端的精神壓力。她更覺得我不應該每次坐飛機之前，故意指着飛機的引擎和她說：咱們等會的性命就指望這個大鐵坨子了，它要是崩了……我並不能說完，因爲在這時候，鍾小姐會非常惱火地用手捏住我的嘴巴，禁止我繼續說下去。她認爲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乖乖地排隊，檢票，登機，找座位，放行李，繫好安全帶，看安全演示，喫航空餐，給窗外的景色拍照，睡覺。如果我在就座後，還是硬要和她談論歷史上的著名空難——比如烏波林根空難，那時有兩架在飛機因爲航管員的失誤在萬米高空相撞——她會「呸呸呸」，並重複她的物理禁言。好吧，我想，她的初衷是好的，至少她是希望我們能安全落地，從而在一家旅店安穩地住下，從而共度良宵的。我於是停止了我的聒噪，並緩緩地撫摸她的身體。她這時一般因爲生氣而身體僵硬，並且還會故意拿手臂阻礙我，但這都是臨時的。只要我堅持撫摸下去，她就會服軟，然後很順從地依偎過來，最多嘟噥幾句。

我的談論空難這個話題，在她那裏還只算一種比較輕微的罪惡。但是我的世界太灰暗、太邪惡了，按照她的話說，我「太悲觀了」。她並不能理解爲什麼我總是要看到事情最令人難以忍受的一面。我會經常說，你是否知道有很多人曾經因爲饑荒死去了，而這些事情都並不久遠。她說，我知道這些事情；這些是很悲慘的事情，這沒有錯。可是現在我們的生活很好呀，我們有飯喫；我們不僅有飯喫，還能週末坐飛機去旅遊。爲什麼你不能相信這個世界會變好？我說，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沒有飯喫，我們也餓死？她像看一段希臘語一樣看着我的臉，幾乎沒有思考就說，這怎麼可能呢？我這時發現她的眼神中還帶着一絲鄙夷。我一開始並不理解這種鄙夷意味着什麼；我後來才理解，她是覺得我作爲一個男人太不夠資格——我理應是一個奮發上進、賺錢養家的人。她自己至少就是這麼一個人，因此她不能容忍她的伴侶整天想些沒飯喫的情形。她不相信自己的努力沒有成果；她更不能接受我試圖去質疑「努力就有成果」的邏輯鏈條，因爲她的全部生活就建立在這一鏈條之上。她的未來幾乎是按照定義富足美滿的，因爲她是按照定義努力上進的。所以她會覺得我沒有什麼出息，甚至不配做她戀愛的對象——這在她的定義裏，就等於她未來結婚的對象。

但是在我這裏，這完全是一種誤讀。我沒有說我要放棄努力，沒有任何這種意思。但是我總是想，不論是空難死去的人，還是那些饑荒中餓死的人，他們生前不可謂不努力。雖然造成他們生命終結、所有努力歸於失敗的原因大相徑庭，但是其中的荒謬性頗爲相似，而且都體現了人之存在的無比脆弱。甚至，飛機作爲複雜的機械結構是人根據科學原理設計出來的，社會作爲複雜的分配策略是人根據某些主義設計出來的；人的存活依賴於這兩種複雜的人的設計，而當設計面對更加複雜而殘酷的世界失效的時候，就難免有人不幸殞命。我因此覺得人很渺小，或者說人的存在本身就很不幸。如果努力可以改變什麼，那也只是天時地利所賜的一種暫時的幸運罷了。也許本質上，我們都是註定要失敗的……

可是我怎麼和鍾小姐訴說這些呢？鍾小姐只會說，我想得太多。她甚至不止一次建議我去看心理醫生，語氣還頗爲堅決。我其實不知道她和我在一起付出了多少的忍耐，但我逐漸意識到也許我的訴說本身也是一種對她的殘忍。也許她那麼想，自然也有她的道理。也許她的二十多年的人生經驗告訴她的是，應該相信明天會更好，因爲這樣的信念給她帶來了比其他信念更多的好處。也許每個人建立一套自己的世界觀本身也很不容易，而每套世界觀必然都是有裂縫的、不完滿的，經不起理論的敲打的，只是因爲剛好適合自己的生活，就順手拿來使用罷了。如果她是一個幸運的人，如果她面臨的世界永遠都那麼單純美好——至少不像我想的那麼邪惡，至少她這一生都不會碰到空難和饑荒——那麼她手頭上的世界觀，不論多麼簡陋低級，都並不值得批評，也毫無升級改造的必要。而即使她不是一個幸運的人，她所面臨的具體苦難，那些挑戰她的既有認知的意外，我也是不能預測的，因而應該給她準備怎樣的思維框架來應對，我也是無法提前得知的。也許她面臨此種衝擊和彼種衝擊，需要或者將會重塑的認知是不同的，而這些只有從她在自己在這荒謬世界之中的實踐裏才能得知。因此，我又有什麼資格去把我自認爲正確的某些認知灌輸給她呢？

但我自己有一個毛病。這個毛病或許是我與生俱來的，或許因爲我早年的經歷導致的，但不論怎樣，現在這就是一個既定的事實，像上帝創造的這個世界裏的無數的既定事實一樣。我的這個毛病是，我不能停止訴說我相信的東西，尤其是對於那些我感覺親近的人。儘管爭吵，我和鍾小姐依然時常交媾，我們都很享受這個過程，而我的生物本能使我對她感到親近，這就迫使我更多地訴說我所認知的這個世界，而這就導致了新的爭吵，因爲她自始至終不能認同我的那些理解。所以我時常覺得，我和鍾小姐除了生理上的適配，以及在生活裏的某些表象上的默契之外，我們是完完全全貌合神離的兩個人。而這種感受，倘若我對任何外人訴說，他們都不能完全理解，因爲我的朋友們都覺得我們是很般配的兩個人。我甚至覺得鍾小姐也不理解，因爲或許自始至終，她對我的那些理解不是不認同，而是完全地不予重視。那些爭吵，在她那裏充其量只是一種辯論的遊戲，她從來沒有往心裏去過。也就是她根本不相信我真的相信我所訴說的那些東西，她覺得我只是在開玩笑、譁衆取寵，或者酒後失言罷了。她的那些反駁或鄙夷，或許也只是出於她敏感的性格的本能反應，只是某種無心之舉，就像她對肥皂剧的老套劇情痛哭一樣；她所有的忍耐，對她來說可能不值一提，因爲勤勉如她，或許早就適應了消解各種痛苦，這自然也包括聽到自己的伴侶所說的那些不悅耳的話造成的痛苦；我的那些發言以及她的辯駁，在她看來，或許更像是不諳世事的孩童和耐心的母親之間的對話，我並不是一個思想罪犯，只是一個尚未調教的幼芽罷了；她對自己世界觀的堅實自信，讓她相信我終究有一天會被她同化，通過每一次的舌戰，也通過每一次的舌吻。

行文至此，我又不免想起那次我和鍾小姐在北京的旅遊。我和她走去了天安門廣場。那天人很多，我們需要排長長的隊伍進行安檢。有武警帶着槍在那裏站崗。我們打開自己的包，逐層展示給檢查人員。獲準進入後，我們向天安門城樓方向走去。長安街另一側，毛的畫像高高懸掛在城樓中央，面南；這一側，孫的畫像被支起在廣場地面上，面北。她看到了她心目中的兩位領袖，激動之情溢於言表，在人羣的縫隙中努力地拍照；而我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毛的湖南話和孫的廣東話，如何跨過車輛疾馳而過的、過於寬闊長安街，跨過所有曾經流淌過這裏的歷史之水，隔空對談。他們不能離開，只能在任人瞻仰時沉默着，深邃地微笑着，永遠隱藏着自己的全部心緒和思想。——我忽然覺得我和鍾小姐的貌合神離，恰如這兩幅畫像一般。我輕輕嘆了口氣，又牽起了她那柔軟而陌生的手，與她往地下隧道走去。